两性生活：最具文化内涵的性爱方式

　　两性生活：最具文化内涵的性爱方式

       比建构主义走得更远一些

　　创作从根本上是解决问题的。之所以写下这两个故事是也为了解决问题的。

　　——性是唯一的宿命，还是多元的选择?

　　我们疑问的依然是这个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好象已成了老生常谈，但我们认为在此之前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笼统的，以偏盖全的。

　　为此我们考察一种极端的性爱方式看看它是什么?希望从此推而广之的建立起对性的一种基本有用的视角。

　　对一种性爱方式——包括任何一种——我们都曾有过不同的看法：认为是一种生理行为、一种心理行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疾病、一种罪恶，或者一种幸福和一种美。

　　而对于我们要考察的这种方式，今天在很多人眼里还被看作双重的罪恶或者双重的疾病——同性恋SM方式，它是同性恋的，又是SM的。这必然双重的冒犯了性爱方式主流派的情感。

　　为此我们要先明确性爱方式主流派和同性恋SM派的主要性爱特征各是什么。加以比较可能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他们的分歧所在。

　　性爱方式主流派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个人性身份的认定上，要求符合社会建构的本体生物性别特征要求。

　　2、性取向针对生物学上的异性。

　　3、性行为方式以阴道交为中心。

　　4、性目的以生殖为中心。

　　相对的，同性恋SM派的主要性爱特征可表达为：

　　1、个人性身份的认定上，不确定。

　　2、性取向针对生物学上的同性。

　　3、性行为方式以对身体各部位进行攻击为中心。

　　4、性目的以达到通常无法达到的极限感觉为中心。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一种性方式是由多层次构成的。而这正是现代性学研究中没有弄清的基本概念。因而现代性学是建立在一个歪曲的理论根基上的。确切的说是以一种根本形式和它的各种变形(我们都熟悉那个词——变态)为基本模式的研究方法。

　　福柯以来，这种方式被置疑了。建构主义就是认为性取向不是一种天生的本性，而是随着个性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性取向不是一种不变的特性，而是会随着时间的转换而变化;性取向是一种文化对人发展的影响，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存在于每种文化中。

　　但对于以上的论述，我们发现它都是围绕性取向而展开。仿佛所有的性问题都可以用性取向一概避之，但事实情况并不是这样。

　　我们应该认识到性是一大堆纠缠在一起的问题的集合，它们中间没有哪一个是根本性的，也不存在一个决定性因素。

　　首先最容易被混淆的是性身份和性取向问题。一般认为性身份与社会建构的性身份模式重和就导致异性恋。而性身份与社会建构的性身份模式冲突就是同性恋。但是性学临床实践从来没有支持过这种认识。

　　性身份是认为自己是谁的问题，而性取向是喜欢谁的问题，这根本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所谓“异装癖”、“异性癖”和同性恋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他(或她)表现出与社会对其性别要求相反的特性，但他(或她)仍然是一个完全的异性恋者。而一个人也可以完全表现出社会对其性别要求的特性，但他(或她)是一个完全的同性恋者。

　　在《东宫西宫》中阿兰指出公园中那个“异装癖”和其他的同性恋者的生命主题是不一样的，但后来作者又把它们搅在了一起，这说明作者还是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

　　而接下来一个问题——性爱方式，与性身份、性取向都无关。它是获取性快感的行为，也就是干什么的问题，与自己是谁，和跟谁干都并不能相互制约。

　　我们知道因为生理构造的原因在异性恋之外，阴道交无法实施，但是其他性交方式就不受此限制。而阴道交也并不只存在一种方式，它有许多细分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体位。而其他大类性爱方式也有细分型。如果把性取向与性爱方式固定等同起来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最后一个方面的问题已经被批判许多年了，我们不再缀述。

　　进行以上对性的结构分析的目的是在于，我们要弄清我们主要要讨论的是性的那个层次那个侧面的问题。

　　由于性取向已经被讨论太多了，而且我们认为已经得出了结论。因而我们将把重点放在性行为上，这也许会使我们的研究招致更多的非议，然而已对被指责为诲淫诲盗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我们还是做我们的工作。我们依然相信：我们今天播下的是思想的种子，我们将收获的是新世纪更美好的生活。

　　性行为是一种历史

　　我们总是以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是注定的，自然而然的、在所难免的。但这根本不是事实。我们的最基本的生存方式、行为方式不过是在过去不到一万年的时间里形成的。而我们这个物种来到这个世界已有了一百万年的历史了。

　　比如说我们一日三餐，这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基本生存方式了。但这种行为出现得很晚，最多不过几万年的时间。在此之前根本没有一日之中定点就餐这件事，我们随时找到食物就送进嘴里。

　　这就引发了一个自然性和人性的悖论。在对非主流性行为方式的指责，这是两个经常被用到的概念，一方面是指责其为非人性的——象野兽一样的行为，而同时又说这是违背自然的。然而所谓人性就是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不同与原始自然状态的各种特性——比如穿衣，比如一日三餐，比如食用熟食还有思想、意识、道德、文化。

　　事实上，自然性本身就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我们今天只能把那些我们从古代类人猿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特性定义为人类的自然属性，但我们知道在这些特性的状态下，人类是无法生存的。

　　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性完全是人类的一种自然属性，至少异性恋的、男主动—女被动的、阴道交方式是最自然的形式。但事实情况真是这样吗?

　　我们首先就从这种性行为的主流细分型来看——正面交男上女下体位，它还有一个有趣的名称叫“传道士方式”——它是自然的吗。也就是说它是我们从进化史中带来的基本性交形式吗?

　　稍有一点生物学知识人都知道答案是否定的。正面交形式出现极晚，它是直立行走的副产品。在非直立行走的灵长类中，正面交是很难实施的，而且生物学的观察记录也证明流行于灵长类中的是背交形式。

　　而所谓“传道士方式”这一名称背后有着一段血腥的历史。在欧洲人来到新大陆时，他们带来了火枪和十字架，他们带着传播上帝福音的狂热，以火枪和剑为先导，传播着中世纪欧洲和文艺复兴所形成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其中还包括性交体位。他们用绞刑和火刑来对待印地安人中的同性恋、异性恋肛交和异性恋背位阴道交的人。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所谓自然而然的性交方式——是一种需要用血腥手段加以推广的方式。

　　关于雅赫维教(信奉雅赫维——旧译耶和华——为主神的系列宗教，包括：犹太教、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与对面位阴道交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更古老的文献——那个被用做反对同性恋的基本思想武器的著名故事和它的时代背景中找到一些更发人深思的事实。

　　上帝派天使到所多玛寻找十个义人，便可以放弃对所多玛毁灭性的惩罚。但所多玛人要鸡奸两个漂亮的男性天使。于是上帝用天上将下的火和硫磺毁灭了这个城市。今天的考古发掘证明，包括所多玛在内的一系列建筑于死海沿岸的古代文明中心城市，可能由于火山和地震而毁，它们的遗迹还静静地躺在厚厚的岩盐之下。

　　而一个多世纪以来，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中近东地区开创性的考古研究发现的大量证据表明：在文明初始的苏美尔、巴比伦、亚述等各阶段，在中东地区，同性间的性行为是一种普遍存在性行为，甚至还是宗教仪式的组成部分。而各个古代民族在交媾时最经常采用的都是背交式——不管插入的是肛门还是阴道。(在此我们要提请大家注意，正面交并不被阴道交所垄断，可能由于性交方式主流派的学者们没有相应的实践经验，几乎所有性学文献中都忽视正面位肛门交这种十分常用的性交方式的存在，而其他如侧交位，坐交位更是被绝口不谈。)

　　我们今天读到的文献中，可以发现以亚伯拉罕为代表的一批人已经对邻人的性技巧抱有极大的敌视态度——他们将之视为非人的、“象狗一样”、动物的和不自然的。请注意以上形容中的逻辑矛盾，但我们还要记住这是许多年代之后人们重新记录时所用的一些形容词，当时的人们是一个什么看法，我们已没有了第一手证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早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东地区的文明发源地已经出现了以性交体位为争论焦点的民族、宗教矛盾，甚至可能为此发生了冲突，以至于它被作为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记录在了我们的文明史中。

　　从历史进程的必由之路角度来看，这种矛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述，背交位是人类从进化史带进文明史的性交方式。而正交位，我们应该认识到是人类在直立行走为之创造了条件之后，逐步摸索创造的新的性爱方式。

　　从以上的讨论来看似乎背交位才是所谓自然的性爱方式。然而我们真正的论述目的是要表明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自然性爱方式。性是生命在发展自身的过程中不断寻找、不断创造的领域。

　　而且我们要更加强调的是：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的性交方式是为我们专有的，可以被神圣化的，可以用来区别我们与其他生命形式的特征。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阿德里在乌干达进行田野调查时曾从一名当地向导口中听说他曾见过大猩猩性交时采用对面交体位，尽管这是很零星的没有被证实的例证，但是还存在着大量被证明的例证表明——各种生物都存在着多种形势的性爱方式，而不象我们今天的生物学教科书里所锁定的每种生物只存在着一种标准性交方式。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生物霸权主义，生存方式主流派在妄图强制人类自身必须在同一的性爱方式下生存的同时，还妄图规划和强制所用生命形式的性爱方式。但这是一个必将破产的阴谋。

　　在对现代灵长类的生物学观察中，带着主流生存方式意识形态的学者们也无法回避某些确凿事实的存在。其中某些近似于人类同性恋的行为，很自然也很刺眼的摆在那里，他们不得不进行解释。雄黑猩猩之间就存在着一种被生物学家当作拟性交的行为——现在学术界流行的解释是当两只雄性黑猩猩进行争斗一方因处劣式而希望求和时，会采用雌性交配的姿势表示臣服，胜利者会用一种模拟性交的方式，表示接受投降。然而由于野外观察的条件限制，和观察着心理视角的限制，现在我们不能确定在这里进行的是所谓的“拟性交”还是实在的肛交，更由于我们对动物意识一无所知，在此之前进行的是两个个体间的争斗还是人类也经常进行的挑逗行为这一切都有待进一步考察，我们只想说用一种局限于人类的视角看世界，看到的是一个歪曲的世界，用一种局限于某些阶级，某些阶层，某些利益集团、某种生活方式的人的视角看世界，看到的可能只是扭曲世界的影子。

　　性是一种文化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知道所谓“自然的性”并不存在。我们也就不得不承认性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今天用以达到全面释放身心感受的所有方法都是文明建构的产物。是人类通过文化手段代代传承的一些东西。

　　首先我们用以进行性活动的，最基本工具是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体就是文化的产物。这似乎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但它是事实。

　　一种文化的建构确定了人类的，许多种的——人体美标准，每个人都在使自己符合这些标准中的一个。

　　我想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夏娃。

　　基因学的兴起为人类寻找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手段。通过人类基因追索，今天我们相信，我们都是生活在十万年以前左右，在北部非洲某地，一位女性的后代——她就是我们共同的祖母——她就是夏娃。

　　而夏娃是不是雅赫维专为创造出来陪伴亚当的，温柔娴静、柔美动人的女性呢?

　　事实完全相反，夏娃身强力壮，甚至超过她的男性伙伴，她在非洲草原上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表现出极强的生存能力，她能与狮豹对抗，宰杀猎物，还和不同部族的其他人类、前人类进行血腥的战争——这，也只有这，也许可以被定义为女性的自然状态。而从林黛玉到玛丽莲·梦露的一切女性状态都是文化建构。

　　关于男性的文化建构问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即所谓“寻找男子汉”运动。其根源是骤然推开国门的中国人，遭遇西方的任何一种价值观念都觉得有如醍醐灌顶般的惊愕。随之对中国坚持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怀疑，更进而对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产生了怀疑。在性爱领域，最公开被置疑的就是中华文化中的男性形象问题——即中国没有男子汉。

　　事实上在以才子佳人模式为基础的中国性爱理想模型中，确实是塑造了文弱书生型为代表的男性理想形象。贾宝玉、张君瑞、柳梦梅等在那一代要把中国文化联根拔起的人眼里确实与他们的女性理想形象相去不远。

　　但他们不知道，也不想去知道的是：这是中国传承几千年的文治思想的表现。

　　中国从确立儒家思想为根本意识形态以来就确立文治的政治方针。在中国所有朝代中，文治都是理论性的政治制度。不论实际情况如何，武将不应对国家决策施加影响，他们的职责就是实施由文人政府作出的决定。

　　这与中世纪的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世纪的欧洲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些职业军人(封建领主)不断相互征伐的历史。随之而兴起的现代西方，又是以武力殖民主义为支柱的全球扩展的历史，从而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孔武有力的男性理想形象是可以理解的。

　　而中国文化中形成文人型理想男性形象也是必然的。在此我们还想提到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中国古代同志文学经典之一的《弁而钗·情俠记》中两位主角的身份和关系，极好的表现了中国文治文明的特色。在这部有趣的小说中，文状元将武壮元迷昏后鸡奸，武状元醒来后接受了这一现实，自愿的与文状元建立起同性恋关系——文状元为Top，武状元为bottom，这种关系在现代流行的同志文化格局中绝对是革命性的，但这就是明代中国政治文化和性爱文化的典型代表。

　　性文化性的极端代表

　　我们认为性爱的各方面都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其中关于我们是谁——性身份问题，我们爱谁——性取向问题可以从大量的激进性学文献中得到丰富的咨讯。而现在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我们做什么——性爱方式问题。

　　如果说每一种性爱方式都是一定文化内涵的表现。那么确有一种性爱方式比其他方式的内涵都丰富——那就是SM。

　　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这种行为方式中仪式化、表演化、制度模拟化和历史模拟化的丰富内涵。它势必使其他方式在比较之下显得单薄。同时它在整个行为过程中极强的心理偏向性，也使它的文化特征更为明显。

　　我们可以看到在SM性爱方式中，极强的仪式化特征是他区别于其他性爱方式的一个特点。

　　在SM方式中实际的肉体接触总是被一些仪式所包围着——规则、服从、惩罚——这些明显是社会关系组成部分的因素，被带到性爱这个被大家认为最生物性的人类活动中。在SM方式中，人不象一般认为的那种在性爱状态中那么——赤裸裸——他们带有明确的，并且是被强化了的社会身份。主人与奴隶，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在已经被社会废除之后，在某种性爱方式中被复活了起来。这是一种表演性质的行为，而人们需要从中得到的体验，是更深刻的心理体验，而不仅仅是肉体体验。

　　同时我们还可以将这种方式看成一种历史的体验。参加者用一种表演化、仪式化的行为复员一种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人类关系方式。它有一种时间旅行的感觉，让人回到了不能再来的过去的年代。

　　总体来说SM方式不同于其他性爱方式的特征就在于它的更复杂的建构性，也就是一种微型社会的建构。如果说其他性爱方式主要建构的是自己和性爱对象的个人形象。那么SM方式要建构的是一个社会，尽管这个社会中只有两个人，但它有制度，有阶级，有权力义务关系，还有保证社会运作的强制力量。应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某些人们(施虐方)治国、平天下的愿望。

　　我们知道权力欲根植于每个人的心理深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代表人的社会性的欲望。而权力欲的达成可以说是人类欲望达成中最困难的一种，毕竟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个社会只有一个无限权力的独裁者。而SM方式可以补偿这种不可实现的愿望。

　　与命运的交易

　　总的来说SM方式中施虐方的心理特征相对来说是浅层的，他更符合最庸俗的流行价值观——弱肉强食主义的要求。

　　而在SM方式中受虐方的心理特征才是真正有趣的，它代表一种更高层次的彻悟。它是对命运不可控制性的更彻底的对抗。在SM关系中：施虐方所要到达的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控制感，从而使自己以为自己能够控制命运。

　　而受虐方表现出的不做任何反抗的顺从，却是在认清命运的不可控制性之后，以不作为的方式保持个性独立的防御策略。由于一切可能加诸于自身的打击都将被自己完全接受下来，从而打击本身失去了威胁性。它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存在，而自己不去理会它就是了。

　　在这里我们要借助伟大的卡伦·霍奈尔的心理学理论来讨论“这种方式”。也许在名气方面卡伦·霍奈尔不如西格蒙德·弗落伊德响亮，但她开创性的工作却并不比弗洛伊德逊色。因为她修正的不光是弗洛伊德的男性中心观点，而且她还努力的将心理学从生理学领域引入文化学领域。也就是说构成我们性格的更多的是文化、历史背景，而不--是由基因决定的本能。

　　卡伦·霍奈尔所分析的人类基本性格特征也就是人类用以克服生命的虚弱感和面对生命无常的恐惧感的防御策略。我们这里看到两种(实际上是三种)背道而驰的方式的碰撞和相互利用。

　　我们以上已经提到施虐方的精神状态，在卡伦·霍奈尔理论中被称作傲慢—报复性，虽然它流行于所谓的主流文化中，但它还是一种最虚弱的心理防御——即欺骗性自我膨胀。在这种类型的人身上，他们坚持拒绝相信生活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稳定性，他们坚信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和整个世界。在SM方式中他们把这种心理状态实现在一个封闭的表演性的微型社会关系中。

　　而在受虐一方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两种心理特征型：一种是超脱型特征，他们对付险恶人生的方式是不对生命有任何好大希望，只准备接受一切生命的遭遇而无动于衷。这样的结果是他们永远不会失败，所有的结果都不比他们预料的更糟。

　　但在受虐方式中还有一种心理特征更值得我们重视，应该说这是人类文化中极其根本的一种文化背景——即顺从型人格。

　　顺从是一种交易。它有着明显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我们文明的根源处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整个社会形态都建立在这个交易之上。

　　事实上权力从建立之初就是一个交易，一方获得统治其他人的权力，是在保证对方获得安全和生存利益的前提下，而被控制一方保证服从，条件是对方能使自己安全而安乐的生活。

　　但顺从型人格的决定性确立却是随着宗教的发展和确立而来的。事实上宗教从本质上就是一种顺从的交易。人类保证顺从神，神给于人类幸福的生活。这是一种不可实践的意识，但它决定性的将人类带进了文明时代，正是有了这种信念——只要我们付出了给予神的承诺，我们就能控制自己的命运。

　　在SM关系中，受虐一方所采取的就是顺从型的防御策略，由于自己实践了全部对于施虐方的承诺，因而应该得到相应的抱偿——对方给自己的爱情。

　　使用身体的权力

　　对于SM方式的心理分析说明，其心理动因并不特别，它只是现有人类基本情感的一些常见的类型。但它的独特性在于它把这些情感现实化了，同时还肉体化了。

　　因而我们注意到正是肉体化成为这种方式被广泛敌视的原因。事实上将这种感情现实化的方式并非只有SM方式一种。有许多小规模的社会形态中充斥着这种方式的实践，甚至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这种实践会蔓延到整个大的社会形态——国家之中。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这种实践几次几乎彻底摧毁现代文明。但对这些现象似乎人们都在很大程度上予以了容忍，并且这些实践还实实在在的威胁到大家的生存。然而一种微型，封闭型的、对其他人不造成危害的实践却被视为不能容忍的罪恶。这里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使用人类肉体的方法。

　　在面对使用肉体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遇到的是“肉体属于谁?”的问题。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肉体当然属于我们自己。然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我们首先来看看当一个人还处在童年、少年时期时的情况，因为这种情况下事实显示得更清晰。一个歌星喜欢和男童发生关系，当事件暴露后，一位女作家——也是一位母亲愤然指责他“侵犯了所有母亲”。在这里被使用的是男童的肉体，可为什么被侵犯的是所有母亲，因为在我们的权力模式中那是属于母亲(和父亲)的财产。一个人在童年少年时期，其肉体是不属于自身的，因而他们没有权力对身体的运用发表意见，在现代法律体系中，所有对这些肉体的使用都被禁止，这些肉体的本体表示同意也不行——他们也根本无权表示同意，现代法律体系首先假定他们不同意。

　　而当一个人成年之后他们的肉体被归还给自己了吗?事实是没有。社会用整个完整的制度体系，牢牢的控制了人的肉体。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肉体应按文化定义的形态塑造出来。一类肉体被指定一类特定的人使用，任何把自己肉体提交给不在这个范围内的个体使用都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而在使用方法上也有明确的规定，任何不在这一规范内的行为都被视为非法或不正常。

　　对强权的僭越

　　SM方式所造成的社会心理危机，除了它对肉体自主权的强烈要求动摇了社会控制人身的制度之外还有一个让社会不安的是，它使用肉体的方法颠覆了社会预定的人类感受观念。

　　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还有什么是我们的，那么感觉应该最后防线了。我们的感觉总不应该是社会构建的产物。然而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社会设定我们的感觉，任何超出这些设定的感受都会成为对社会安定的威胁。

　　我们知道在SM方式中，被经常利用的感觉是痛苦。而这就于社会设定的感觉体系发生了冲突，在社会设定中，痛苦是被要求全力避免的。而社会利用人类避免痛苦的设定;来驱使人们按社会构建来完成自己的社会行为。如果人类不再毫不迟疑的避免痛苦，那么社会构建将成为一种岌岌可危的东西。简而言之，如果社会用以对人的主体个性进行讹诈的威胁失去了效力，社会妄图吞没人的主体个性的阴谋也必将破产。

　　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社会要牢牢的把惩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原因。在现代社会里，人的身体不可侵犯，包括在过去社会被允许的人身依附关系中的身体侵犯都被禁止了。最典型的家庭中的肉体侵犯被禁止了。而这样得到的结果是，肉体被全然交付给了社会——它是社会的财产所以没有人能侵犯它——侵犯它就是侵犯了全社会。

　　因而SM方式是对全社会的挑战，这其中被利用的是肉体，社会的财产，被两个或多个社会个体私分了，利用了，这也就自然成为一种侵犯社会利益的罪行。

　　最终我们知道了为什么社会对“这种方式”抱敌视态度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种方式的考察我们清楚了所有人类在今天所处的生存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旗帜鲜明的支持个人以自身最真实的感受寻求快乐和幸福的努力。我们一直在反抗着一切妄图剥夺我们自由的强权与压迫，如果我们连处理自己身体的权力都没有，那么我们就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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