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套的原理是什么 避孕套是怎么进化过来的

你了解避孕套基本药理么？避孕套基本药理并不晦涩难懂，除了避孕套的基本药理外，避孕套的进化史也是值得研究的。

避孕套

然而，大多数人对避孕药又爱又怕，在享受安全性爱的同时，也为之深深忧虑。或是道听途说，或是口口相传，种种有关避孕药的说法被传得风云骤起。对避孕药你究竟明白几分，又误会多深？

慧眼识药，避孕药物知几分？

成分：所有的避孕药主要成分都离不开两种物质——雌激素和孕激素。不同类型的避孕药就在于对两种药物成分进行调整，从而形成类型不同的避孕药，包括长效避孕药、短效避孕药、探亲避孕药以及紧急避孕药等。

作用：雌激素、孕激素还有雄激素合称为性激素。含这三类物质的药物除了在女性内分泌不足时可以进行替代疗法，建立正常的月经周期和排卵外，应用最多的就是避孕。它通过抑制下丘脑—垂体—卵巢性腺轴而抑制排卵达到避孕效果。

为什么避孕药和促排卵药成分同为性激素，而前者会抑制排卵后者却促进排卵呢？因为性激素对人体的调节是呈现一个双相性的。当服用性激素类药物低于一定含量时，它起的是促进作用，如果高于一定的含量，效果则截然相反，起的是抑制作用。这就是促排卵药和避孕药的基本药理。

安全套的进化史

8月16日，光大证券自编自导自演了A股市场的乌龙指闹剧。8月23日，网络大V、天使投资人薛蛮子涉嫌嫖娼被刑拘。

两件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却因为杜蕾斯不停变换的广告语而被联系在一起。从“光大是不行的”，再到“蛮干也是不行的”，这哪里是赤裸裸的广告营销，完全是火辣辣的热点述评。这些言简意赅的创意是如此令人忍俊不禁，以至于很快成为微博微信朋友圈的转发焦点。

我在杜蕾斯官方网站上苦苦研读半天，遍寻不着这些被转来转去的最新广告语，但按照杜蕾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谙熟于胸，出现类似的广告语实在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事实上，作为一件日常生活用品，安全套介入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展现出一种不露声色的幽默。

而如果考察安全套的全部进化史，就会明白，这个形态简单明了、用途众所周知的小套子，却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起伏的命运与最连绵的争议。如今对待热点时事的调侃，无非是安全套基于自身折射出来的人类精神历史的怪癖与瑕疵的灵巧应对：有多少人在使用它，就有多少人羞于、耻于、不屑于谈论它；有多少人在颂扬它，就有多少人或明或暗、或真或假、或前或后贬损它。

如此左右为难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安全套只能穿透人们的纠结心理，寻找到足以容身的夹缝。一件发现于法国康巴里勒斯洞穴（Grotte des Combarelles）的一万两千年前的艺术作品中，史前艺术家就描绘了一对生殖力旺盛的岩洞男女的做爱场景，男子的关键部位戴了一件用纸莎草做成的东西。发生在埃及图坦卡蒙法老（King Tut）登上王位之前的这一幕，被认为是人类最早开始使用安全套的证据。

从史前时期到近代早期的欧洲直到16世纪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安全套的传播路径基本上存在于底层人们的生活与文人雅士的辩论中。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经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辩论，医学哲学家希波克拉底在《女性疾病》中出过不少馊主意，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妇科医生、13世纪意大利的托罗图拉女士（Dame Torotula）往牛皮纸上写下避孕问题，雅典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在戏剧《骑士》中歌颂用动物的内脏和皮毛生产的“腊肠”，意大利学者加布里洛·法拉皮奥（Gabriello Fallopio）在其1564年出版的《法国病》中描述了最初的现代意义上的安全套……神奇的新发明迅速传遍欧洲，穿越英吉利海峡，最终走向了全世界。

在安全套得到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对它的非议从来不曾中断。来自教会的忠告、来自哲学家的劝诫、来自医生们的苦口婆心……18世纪初英国的陪审员、诗人、作家和评论家开始公开讨论和嘲笑安全套。这一现象至少传递出两层信息：首当其冲的一层信息是，人们对于安全套的地位充满着争议；而另外一层意味深长的信息则是，英国人当时使用安全套的情形已经十分普遍。这个神奇的小东西继续出现在诗人威廉·帕提森（William Pattison）1728年创作的《一个故事》、英国圣公会教区长怀特·肯尼特（White Kennett）创作的关于安全套的篇幅最长的诗作《安全套的颂歌》等文艺作品中，但直到19世纪40年代，报纸上才以“控制生育”为名，开始出现安全套和其他避孕手段的广告——离报纸取代每周一次的单页印刷品普及于欧洲的17世纪，已经差不多过去了两百年。

这则刊载于170多年前的广告，表现出时至今日都很难寻找的坦率与诙谐。那个署名为“一个有六个孩子的已婚男人”在《夜帽的使用》中说：“我无法想象，一个绅士如何能在无法形容的那种快感到来的时刻，从竞技场中退出来。最好的方法，是在绅士的‘绅士’上套一个精致的夜帽，这种夜帽几乎不会让人的感觉迟钝。”“已婚男人”对于读者针对使用安全套可能产生的所有反对声音——特别是那些考虑控制生育在道德上有否对错的人——所作的最后努力，就是给出了一个无从辩驳的比喻：上帝给了我们胡子，但是男人创造出了剃须刀。

18世纪30年代橡胶的被发现，以及橡胶工业随后借助于多次战争的巨大发展，这种新型的材料开始取代鱼鳔、猪肠子、动物皮膜，为制造业创造了无数财富。但自封道德主义者的安东尼·科姆斯多克（Anthony Comstock）于1873年3月3日凌晨通过的以他名字命名的法案，令每一个探求、谈论、写作或提供与性行为相关信息的人头痛不已。从1873年一直到他去世的1915年，科姆斯多克利用科姆斯多克法案逮捕了3873人，其中超过2900人被判定有罪，剧作家萧伯纳对此曾评论称：“欧洲喜欢听到这样的故事……它证实了旧世界对于美国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那就是，美国是个粗鄙之地，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二流的乡村文明。”萧先生说这话的时候，完全忘记了1857年英国首席大法官坎贝尔勋爵向上议院提交的《反淫秽出版物法》。

1918年的克雷恩法案（Crane Act）最终结束了安全套在美国销售和生产面临法律桎梏的局面。类似于“性感的‘美人鱼’”之类的品牌广告，以及“防御需要橡胶（但不仅仅用于轮胎！）”之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报，再加上各种电影电视剧中直白或者隐晦的渗透，安全套在卧室、厨房、书桌、客厅、树林、汽车后座上得到广泛应用。但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那些一直在使用它们的人们，仍然不太会直面它，最多如同那几句不知道来龙去脉的广告语一般，生动却又委屈地证明自己的存在。

这一点，恰如教育博士、马里兰大学英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安妮·科利尔（Aine Collier）在梳理了各种神话传说、考古发现、历史文本、民间段子、小说诗歌、政治斗争、法律诉讼、道德辩论、商业贸易等不同切面之后，在《卑微的套套》一书中得出的那个结论：反映人类社会面貌的变化，同时呈现出人类社会的伪善，这就是安全套的历史。

套套是有故事的。